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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快3注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6-03 07:09:0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怡的遭遇和面临的困境并非孤例,新京报记者从多位植物人亲属处了解到,他们普遍面临着巨大的身心压力和经济负担,有的人因为治疗无望或经济所迫已经放弃治疗,有的人因为治疗和照护分歧而与亲人反目,有的人则还在苦苦寻觅让亲人苏醒的最后一根稻草,无论哪种情况,只要亲人成了植物人,身心折磨都如影随形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心生存时间最长的是一位86岁的老人,是这里的第三位患者,已经住了4年多。家属都觉得不可思议,“没想到老太太能在这里活四年”。起初,老人的丈夫会时常来看她,近两年,丈夫的身体也每况愈下,一年要住几次医院,偶尔来一次要让两个儿子扶着才能走路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何江弘领衔的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为例,从2010年开始,他们每年大约收治300-400名植物人,其中只有约1/5的人适合接受手术,而在这些人里面,约有1/3到1/4的人可以醒来。一般醒来的概率在60%以上时,医生才会建议病人实施手术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延生托养中心,老安正为妻子做肢体按摩。新京报记者 张胜坡 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他的妻子在湖北老家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,去年9月12日晚上,妻子过斑马线时被一辆从死角出来的出租车撞倒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多数情况下,对于植物人及其亲属来说,回归家庭也会受到各种外部条件的限制。除了陪护者身心俱疲,护工难寻、费用高昂外,家属和护工都普遍无法应对植物人的一些医疗护理问题。北大国际医院神经外科病房护士长杨燕君说,平时,家属想给植物人换根胃管可能都需要带着病人跑到医院,而这本来是社区医疗机构可以解决的事情。但是现有环境下,社区医护人员可能不具备这方面能力,而且他们上门提供医疗服务报酬微薄,这与他们需要承担的风险和付出的劳动力不成正比,因此,社区医疗机构出于综合考量不愿做这类事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两年间,孟红带丈夫辗转过上海、杭州的多家医院,尝试过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治疗方法,但均没有效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但是,第三次化疗后一周左右,高宁陷入了昏迷状态。医生告诉孟红,高宁将成为一个植物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过去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还相信,中国要想发展、富强,只有走西方式民主体制这条路,改革就是要把中国逐渐过渡到西方的体制。但是世界上一场场“颜色革命”教育了我们,导致了另一场幻灭。在这个过程中,中国自己的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,逐渐显示出强大的比较优势。现在越来越多国人真诚地相信,中国要实现发展,就必须把自己的路走好,千万不能被美国和西方忽悠了,在政治上一失足成千古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照顾植物人五年,温静和很多患者家属打过交道,她说,把病人送过来的家属一般都经历了“绝不放弃”的治疗过程,家里实在照顾不了,又希望让病人多活一天是一天。有一个北京的孩子,今年14岁,在学校上体育课时突然晕倒,被诊断为缺氧缺血性脑病,医生告诉家长,孩子再也不可能醒来,父母为了生活只能把孩子送到这里,“他爸偶尔来一次,看一眼就出去,实在受不了。”也有一位局级干部,在医院住了两年,最终来到这里。